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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出台留泉返泉十三条措施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

　　2023年元旦、春节将至，为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泉过年，加强节后返泉返岗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稳岗留工促生产，助力一季度“开工稳、开门红”，特制定支持企业员工留泉返泉的十三条措施。

　　一强化节前稳岗留工

　　（一）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落实省上一次性稳就业措施，对经当地工信部门认定，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减员率不高于2021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023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2023年1月份用电量不低于2022年12月份的70%）的重点企业（规上工业企业），以2023年1月份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基数，按1000元/人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家企业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开展返乡职工“千里送暖”活动。在春节前组织我市规上企业赴劳务输出地开展慰问活动，向在泉务工人员或其亲属送上年货、小红包等慰问品，在当地营造泉企心系员工、关爱员工的良好氛围。

　　（三）开展留泉职工“迎春送暖”活动。“两节”期间，按每户1000元标准，安排慰问“苦、脏、累、险”岗位职工、节假日坚守一线岗位职工、新就业形态职工及因疫致困职工等群体。鼓励非泉州籍职工的父母来泉团圆过年，对父母来泉团圆过年的部分一线职工家庭按每户1000元标准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所需资金由市、县两级工会进行统筹。

　　（四）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鼓励留泉务工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按每人500元给予补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根据证书等级按每人700～3000元给予补贴，对列入紧缺急需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按规定上浮30%，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二强化节后返岗招工

　　（五）给予个人来泉就业岗位补贴。落实省上一季度促就业措施，对省外首次来泉就业、省内在泉新就业（且为在全省范围内新就业）的，2023年4月30日前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参加失业、养老保险并已连续缴费满3个月，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劳动者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上级有新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六）支持企业外出招聘接返员工。对参加由市、县两级政府部门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外地招聘并接返员工的，给予每家企业省外5000元、省内2000元的一次性劳务合作补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七）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工引才。对为我市企业引进（不含我市各地区间流动）取得大中专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或熟练工（由接收企业认定）等基础性人才（初次在我市就业且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引进1人给予1000元的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对当年度引进高校毕业生或其他紧缺急需人才达100人以上（含100人）且在泉稳定就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每人500元标准对该机构予以奖励，所需资金由各县（市、区）财政承担。

　　（八）开展“千企引工”“以老带新”等系列活动。2023年一季度，持续运用各地人社招聘网站等线上招聘平台，邀请千家以上企业开展百场以上招聘活动，为企业用工招聘提供便捷服务。鼓励员工“以老带新”，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每引进1名新员工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老员工引工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鼓励各地对引工较多的个人授予“引工大使”称号，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九）搭建企业用工调剂平台。支持行业协会、社区（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用好“泉通行—在线招工”等企业用工调剂平台，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余缺信息，协调用工余缺企业之间短期借用或错峰调配，符合条件的按每人500元的标准补助调剂平台，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推广晋江、石狮、泉港等地零工市场经验做法，帮助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实现供需对接。

　　三强化服务保障

　　（十）发放返泉返岗交通补助。非泉州籍职工本人在规定时间乘坐列车（含动车、普速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从户籍地或探亲地返泉或来泉返岗的，可通过“泉工e家”申请工会“幸福返泉”补助，市总工会按省内户籍最高补助100元、省外户籍最高补助200元标准给予交通补助。

　　（十一）开展“泉州免费游”活动。在泉务工的非泉州籍职工可通过基层工会，采用集体组织或自由组合形式，凭本人身份证、工会会员证/“泉工惠”职工服务卡/工会介绍信，免费游览国有A级旅游景区及各县（市、区）协调开放的景区（点）。

　　（十二）提供免费流量礼包。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为留泉过年的非泉籍用户提供每月20G的5G网络专用流量（有效期3个月），让留泉过年人员畅享视听网络。

　　（十三）加强职工医疗服务和劳动保障。着力保障留泉员工两节期间就医用药需求，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居家治疗留泉员工纳入网格化规范管理，分发《泉州市民居家防疫手册》，家庭医生（网格医生）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用药和抗原检测指导等服务，以及重点人群和次重点人群的分类分级健康服务、重症的分级分类转诊。指导企业合理制订春节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畅通劳动保障维权渠道，及时化解各类欠薪等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用工环境。

　　（来源：泉州市政府办、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财政局）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